快意回首 拂心莫停

昨晚因为深夜送醉酒的兄弟回家，我又拥有了一个锈迹斑斑的睡眠。为着备考和下午的球赛，一大早就起来了。

阳光很好，有风，舒适的季节。五人制的小球场人不算多，闪着大家不灵活的身影。

身体的感觉终究不好——缺乏锻炼、不注意睡眠、饮酒过量等等造成的反应迟钝和行动迟缓令我忍不住笑话自己。

侥幸进了四个球，大家嘻嘻哈哈地散了，拖着疲惫的一身肥肉，呵呵，再笑自己一次。

开朋友的车送球友回家，然后去超市买了些零碎，我一进门就虚脱了，于是洗了热水澡，躺在床上听舒缓的曲子。

（以下是此文的重点）

把四肢随意地扔在床的相关位置，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闭着眼睛，专注地深呼吸，往复N次之后，居然精神焕发了——我随后在想，这中国人研究“气功”，原来是绝等高深的事情！

就像七月份在普陀山，戒忍法师说，打坐也是种休息。想必他所说的打坐，一定是要控制呼吸的。

我不由地洋洋自得起来……

 

关于西安

（北大一学生）
自离开西安以来，慢慢发现西安这座城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人和事，有那么多独特的感觉，因此一直想为西安写一点东西。前一阵看同学日志，突然想到，一旦走上了北大这个高度，就选择了远方，也许再难以回到故乡。与其若干年后物是人非时对物空怅惘，甚或人非物亦非时无处怀念，不如趁着人物俱在，写一点东西聊以抒怀。上一次写，没把持住，于是就有了老高新时光的序言。英语课上，同桌问我，西安有什么好玩的。我觉得西安这座城恐怕不是用好玩能够形容的，也不是旅行团的几天行程能够领略的，更不是随口说出几样东西就能让你兴奋的，因此支吾了半天，竟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于是决定再次动笔，写一点什么。
西安这座城，自有一种与别处不同的浓烈而又平淡地感染人的氛围。我身上本没有西安人的血，但生于斯长于斯，也就成了地道的西安人。到北大以来，我终于放弃重庆，而把西安称做故乡。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西安。毕竟，人的血脉没有这千年帝都的文脉浓烈。
　　西安这座城，太厚实，厚实的让人抬不动，翻不开，难以阅读；太浓重，浓重的化不开，不能稀释，难以品味。西安这座城，着实难以讲述。　

讲到西安这座城，不能不提历史。不提历史，就好像败家阔少，数典忘祖。但也不能只提历史，只提历史，也好像败家阔少，总吃老本，没有创见。但是，历史这事情对于西安来讲总归绕不过去。
记得前一阵网上有长安和洛阳之争,大体是有关谁是丝路起点，谁的建都时间长之类的问题。向来好在这种问题上与人舌战的我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的一切只是想证明洛阳的历史地位高于长安，但是这并不是几个命题或者数据可以证明的。长安的地位，已经根植在中华文明之中，根植在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无法动摇。中华文明的根也许不在这里，但是她的精华、她的灿烂、她的荣光尽在此处。
漫说强汉健朗，盛唐繁华。长安是帝都的所在，展示着帝国的气象，上演着皇朝的盛衰，而这一切如今已经几乎了无踪迹，只好对着当年遗物或废墟空怅惘，独凭吊。感受着世事之无常，兴亡之难料，时空之错位，盛衰之对比。我的高中的门外就是唐朝的城墙遗址，那段遗址上的城门就是李白第一次走进长安时的那一座。
现在再站在遗址边上，恍然间仿佛有一种时空穿梭、古今对话的感觉。眼前是遗址公园里面的人或匆忙或悠闲的过往，是两边马路上来往的车流。脑际是李白不羁的身影、狂放的歌声、傲然的风骨，是清脆的驼铃声、是长相迥异的胡人、是各种不同语言的混响，是出征将军的盛大凯旋、是皇帝出巡宏大的场面、是八方来使崇敬的表情，是壮丽的宫阙、是巍峨的城墙、是宽阔无际的大道，是豪气冲天的少年侠气、是将士望月思归的铁骨柔情、是少妇缝征衣思离人的惆怅，是凛冽朔风拂过塞外大漠的开阔、是沃野千里袅袅炊烟的恬淡、是渔翁蓑笠鱼米之乡的安逸。然而接下来，是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飘飘处处闻，是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是奢靡与松懈，是卧榻旁的百媚千颜遮盖了一切，是朝堂上忠臣散尽唯留小人。于是就有了叛军逼进时的慌乱，就有了强令出击丢失险隘，就有六军不发无奈和、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有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有了沃野人烟化为荒草废村，就有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当一切都向不可挽回的方向滑去之后，最终，一种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了结方式——一场大火，终于为这一代帝都、一代天朝彻底画上了句号。数日内，百代风雅、千年繁华化作阵阵烟尘，散漫向曾经城廓上空高不可及的天空，在金风吹袭时，它们向远方飘去、向更高处漫溯、向泥土中落下、向水底沉沦。千年辉煌，最终消散在这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进入了新的轮回。
在浮华落尽，一切都成为废墟之后，长安人就成了最悲情的一群人。他们顶着昔时无比的繁华，继承着先祖的荣耀，面前却只是一个需要待从头收拾烂摊子。于是，他们选择沉默，选择在昔日皇家禁地默默地耕种着五谷杂粮，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辛勤劳作默默积攒，希望能恢复那永远难以企及的昔日荣光。而那些昔日的荣光，只有老爷爷老奶奶叼着旱烟袋蹲在草垛旁给小孙孙讲故事的时候，才会淡淡的随口提及。几百年之后，这里改名叫作西安，长安人的子孙便是西安人。每一个西安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是那样的辉煌，但每一个西安人也都知道他们祖先的辉煌是那样的难以企及，于是每一个西安人也都很少开口提及这些祖先的辉煌，只是默默的做着自己手头的活计。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份历史的荣耀，这让他们看见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江苏人浙江人等等等等所有的人时觉得自豪；但是他们心里也都有一份历史的悲情，这让他们在看见那些人时又有一种隐隐的痛与自卑。
　　
然而对于西安来讲，历史绝不仅仅是过往，也绝不仅仅是废墟，也绝没有像帝都长安那样灰飞烟灭。历史之于西安，是在无意中深入到骨髓里、无处不在的。那被历史塑造的城市架构，使西安在千城一面的今天，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城墙怕是全国没有几个城市有了吧。记得有人可惜西安在建国后没能成为首都，我却窃喜。假如西安成了首都，城墙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
西安的城墙，绝不是一个现代城市中大而无当的摆设。它穿越历史，也在历史中成为西安人最坚实的屏障与保护。1926年，河南军阀刘镇华包围西安8个月，城中大饥，人相食，但正因为城墙，西安城最终未破，一直支撑到冯玉祥将军来解围，原已破落的城池躲过一场浩劫。抗战时，日寇飞机在重庆没有扔完的炸弹往往留给西安“享用”，西安人掏空城墙，做防空洞之用，无数黎民免于死亡。因为城墙的存在，西安人感谢恩人或者纪念重大事件的方法也显得手笔颇大。1926年，冯玉祥替西安解围之后，西安人为了感谢冯将军，就在城墙上开了一座玉祥门。1953年，正值朝鲜战争，西安人为和平祈愿，就开了和平门。将流动的历史坐标雕凿在固化的历史之轴上，如此手笔和气概，哪个城市可以企及？
城墙对于西安的影响是深刻的。假如你有机会站在城墙外靠近城墙的高楼上看，你会发现，和周围的高楼林立相比，西安的城墙里面简直是一块盆地。你可能要嘲笑城墙里的破落，但是，且慢。在西安，只有城墙里面才叫做城里，你很有钱？你住别墅？抱歉，只要你不住在城里，就不是城里人。你家住的楼比城墙高几倍？从你家可以把城墙内一览无余？抱歉，你要到城墙里面去，还得叫做进城。高新区很现代化？小寨车水马龙？还是抱歉，你再繁华，只要在城墙外，就叫做“郊”。南边叫做南郊，东边叫做东郊，以此类推。
在西安的城中央，永远矗立在那里的是钟楼。
说来也很自豪，在有明一代的钟楼里，能比北京的还大一号的,也就是西安的钟楼了。
钟楼之于西安和故宫之于北京是截然不同的。一则故宫乃是皇家禁地的一群建筑，永远让人难以看透，而西安的的钟楼却独自高耸在现代文明之中，任人们从四面周围，各个角度，随意观瞧。二则北京的故宫仅仅是城市布局的几何意义上的中心，北京之繁华，并不在此，而西安的钟楼，不仅是城市布局的几何意义上的中心，亦是西安的繁华之所在。
这样，古老的钟楼就和西安的时尚与繁华神奇地结合在一起。甭管你再怎么时髦，逛街要过瘾，还是得钟楼。西安人不仅是古雅的，也是通俗的。不要看古老的城墙和钟楼构成了西安的繁华，但是钟楼四面的的四条大街，还是简洁明了的叫做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四条街尽头的城门本来都有文绉绉的名字，但是以西安人的豪爽和简洁，哪里容得这种秀才作风的约束，于是四座城门也就跟着改名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以钟楼为中心的繁华随着四条大街向四面八方铺展开来，构成了西安涌动着金子的商业动脉。
钟楼、四条大街、城墙，留住了帝都残存的繁华，
也勾勒出了西安独特的城市构架，而各种各样的历史遗存也就填充其中，让历史深入到了西安的骨髓。
南门旁的一条小街，书院门，东头是西安的文庙，也就是现在的碑林，西头是昔日西北最大的贡院，这小小一条街是西安的古老的文脉。南城墙的边上是下马陵，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墓。城墙内西北角的广仁寺，是陕西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钟楼的西北是鼓楼，鼓楼以北是回民聚居区，而在这里的小巷中，就隐没着西安最完整最大的明清建筑群：清真大寺。钟楼往西，西大街的北侧，是西安都城隍庙，统领西北五省城隍，它的规模，只有北京和南京的都城隍庙能与之相比。凡此种种，不能尽举。
至于秦陵兵马俑、骊山华清池、大雁塔等等，意义太重大，恐怕已经不是西安人所独享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意义重大的历史遗存已经被外人从西安的手里抢走，虽然是西安的象征，但却早已经成了独门独户的独立王国，不能算是西安这座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从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中退出了。真正的西安人，恐怕一辈子也去不了几次这些地方。
西安就是这样，不用刻意寻找，历史很自然弥漫在周围，渗入你的生活，让你感觉不到敬而远之的生分。
西安毕竟不是一座历史的废墟，普通的人们在这里普通的生活着，但若细细品味，自有一番韵味。日夜之间，气象万千。一城之内，动静有别。你想品味怎样的西安，就会有怎样的西安让你品味。
你可以带着照相机，从高拱的城门中穿过，体味着巨大空间中人的渺小，不禁会被城墙的雄伟所征服。游走于城墙内的小巷中，看着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老人们聚在门前闲谈，小孩在窄窄的巷子里跑来跑去，挥霍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或者还有个老汉，古铜色的皮肤，玳瑁框的圆形眼镜，墨色的镜片，蹲在门前的石头上，捧着海碗，吃着油泼面，兴起时大吼两声秦腔。然后心满意足的转身进门去。你还可以用相机记录不期而遇的散落在城市角落中的文物，也许某个朱漆斑驳的大门背后，就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你可以在早上起来，吃过早餐，迎着初升的朝阳，坐着淡黄色带绿条纹的旧公交车在城中漫游。公交车在梧桐荫蔽的马路上慢慢驶过，两旁是悠哉游哉走路或者骑车的三三两两的人。竹条扫帚在地面的薄土上画出一条条整齐的纹路，凉风徐徐扑面而来。然后你直奔南门，从城门内的第一家点开始逛起，在一家一家巨大的百货商场中，欣赏着那些眩目的名品，一直到钟楼。然后你向东去，在东大街的小店中一家一家的寻觅自己心仪的物件。这些小店总能给你惊喜，除了价格之外，还有那些让你顿时心生怜爱之意的小东西。
你可以在白天站在高新路和科技路的路口，看着四周高耸的大楼，被玻璃幕墙的反光刺的睁不开眼。下班时间一到，车流洒立刻疯狂的增长。上一刻空荡的马路突然被各种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上一刻你悠闲的地站定在空荡的人行道上，下一刻你突然被汹涌的洒挤得跌跌撞撞。你疑惑的看着这一切，而过往的人只是手中提着公文包，臂上搭着套装，或者面无表情的飞速走过，或者对着电话僵硬的笑着，语调却没有一丝异样的快速应答着。
在夜幕深沉之后，黑暗如流动的铁幕倾斜在你的周围，将你与周围的人隔绝，却又让你感到十分安全。整个城市陷入沉静，只有连绵不断的路灯勾勒出城市的骨架。若不甘于这样安全的寂寞，你可以去德福巷，那里依然是满街灯火通明。任意推门进入一家酒吧，里面的乐队在激情演出。坐下，要一杯酒，烟雾缭绕，灯光昏暗。你在介于游艺室和无意识之间的状态沉醉着。
或者你还可以去高新区，看着整齐的小区，美丽的学校，成排的私家车。然后紧接着你可以去纺织城，昔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在苦苦的支撑着，而印染厂巨大的厂房已经无奈的成了现代艺术挥洒的地方。朱镕基一声砸锭令下，砸掉了这个50年老厂区的最后的繁荣。若你有机会坐火车来，你还可以见到这个城市最大的棚户区。一切都是杂乱的，70年前河南花园口的灾民仍然在此生计维艰。
在城市的隐秘处，隐藏着最久远的盛唐遗音。即使一切都已经破灭，那昔日伴着贵妃起舞的丝竹管弦仍然一息尚存绵延至今。那婉转得弦诵与金声的地锣鼓结合，显示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气质。一边是美人在侧，柔美笙歌，娇嗔妩媚婀娜；一边是旌旗蔽空，铿锵金鼓，雄浑壮烈慷慨。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是能将一切的对立融为一炉，而能将一切对立融为一炉的事物必然是起自于那个伟大的时代。
这里也有别样的青春。这个城市十分之一的市民是大学生。他们为这个城市诸如最新鲜的活力。一切的流行文化，在这里尽情生长。这里走出了张楚、李恒、郑钧、许巍，这里还将走出很多人，做出最好听的音乐。不用说为什么，就是喜欢郑钧和许巍，我叫不出他们所有歌的名字，却喜欢他们所有的旋律。黑撒，这支乐队，代表了这个城市古老与现代的结合。西风残照中，一声秦腔震天地。秦风秦韵秦人语，如黄土般厚实，如朔风般凛冽，如渭水般悠远连绵，如西凤酒般回味绵长。他们用这古老的言语，唱出了青春的活力。歌中一幕幕高中生活如在昨日，一种种美味小吃垂涎欲滴。
这就是我的西安，一个令我永远无法说完的地方。不是因为物与言有尽，而是因为情与意无穷。这里的人，这里的事，是我所热爱的。虽然有时这种爱是痛斥，但是在异乡，在路上，再难掩饰这份无条件的爱。但当我想表达时，发现得知是我词汇的贫乏和思维的混乱。是的，太多的人和事一起涌上心头，恰似无法渲泻的洪水，笔端只是窄窄的通道。再大的浪头最终涌出时虽然仍然显得颇有波澜，但和那浪头相比，不过是浅浅的涟漪。

周末一鸣和阿琦回来，于是自然而然地约了一桌，咕嘟嘟地灌了几种大酒，很快就晕得不省人事。

等独自回到家里，已经将近酒醒。于是电话骚扰了远在京城的好友韩老师，此女还真是颇具情商，好言好语地劝人睡了觉。

不到六小时，我就醒来了，对面楼上正在装修，乒乒乓乓响个不停，爬起来，头有点晕，接接打打了N个电话，就又睡下了。

中午突然想起海南正是好季节，应该接父母过来，免得二老又总是着凉感冒。

电话接通，自然汇报了昨晚醉酒的事情，老爸不免又要提醒我应该和不应该，听着听着我就嘟囔了一句：“人在江湖漂呀”……

老爸顿了一下，电话那边很快传来用陕西话说的这样几个字：“身体最重要呀！”刹那间让我笑出了声，好一个我的可爱老爸，用这么押韵的回答，使我不得不再次折服。

老爸是老党办、老办公室，在部队曾是指导员，一辈子的工作都没离开文字，所以，要说“影响”，那我真是得承认。

那就快来海南吧，我周末也好有个不喝酒的理由，跟老汉喝喝茶、打打球什么的……

昨早上起床 拨开挂在屋子中间还没干透的床单 发现窗外的景致显得很透彻

虽然没有早晨阳光的沐浴 但依然折射着清爽的光芒

大概是因为一夜的风 振得玻璃窗咣当咣当响的风

趴在窗口 “好深的秋”这四个字随即出现在脑海里

海口也有秋天 不像北方那样的凛冽 但也有着凉意 但究竟凉在哪里 除了长袖衬衫 没有什么会感受的清楚

感谢韩老师在夜里接听和在早晨拨打电话 很kindy的京客 在此表扬

近一段时间压力蛮大 诸多事项案头案下地纠缠着 好在有大伙儿一起 这很重要

令我动心的女孩儿会间或出现 但终究像是翩翩飞蝶 难以停留 我也只好筑个巢先

下一个秋深的时候 大概不会再这样凉了吧？

 

 

我对自己说 该写博客了 但终究写不出来什么

近来有很多事情办得不漂亮 让朋友们觉得难受 我也很不好意思 也只好小小的在自己的空间里道个歉

海南不凉的秋天还是如约而至 伴着接连而来的大雨 浇不灭房价的高涨燃烧

晚上的时候 特别想要找个人说说 把压力和愤懑都倒出来 但最终 用来稀释它们的仍然是酒精 化到血液里 流淌往全身

北京 匆匆的去 匆匆的回来 不日以后 又将匆匆的去 匆匆的回来 如是往复 在祖国版图的两端 我抓不住任何东西

于是就更加期待 跨越两端的时候 能看到沉在脸上的笑韵 并把这笑 延续到身所到处 心所到处

代替酒精 化到血液里 流淌往全身 

我问豆丝儿，我不满现状的症结是什么。这丫头说，是不能回西安。

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一点。

从2007年6月30号到今天，转瞬即逝。我还在这里。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
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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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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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VAN OS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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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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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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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
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
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
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
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
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
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
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
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
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
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
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
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
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
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
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
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
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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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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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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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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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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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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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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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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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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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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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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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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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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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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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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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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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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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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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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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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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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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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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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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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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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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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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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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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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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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
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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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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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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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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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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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
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
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
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
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中午睡到第十五分钟 一位大哥来电话 于是醒来 困意还没散 便坐起来 任思绪奔走

脑海中到了乌鲁木齐 有瓜果飘香

        到了拉萨 有布达拉的旌幔

        到了西宁 有湖光山色

        到了北京 有林立的诱惑

        到了海口 有成叠的文稿

        到了昨天 有糖葫芦有泥巴坑

        到了明天 有宝马雕车香满路

        ……

脑海的帆，后来终于驶向己岸，才想到自己所处的屋里，有书、有画，有草木安静生长，有光电行于空间。

已经是齐备的快乐，何须奔向远方？

眼前有许多事情，踏实去做，且行且惜。

 

这是第三个离家之后的国庆节。

7天，很快过去，从没有这样多的回忆起往年的节日，于是，让酒来庆祝这里的聚会吧。

10月1日 中午家里，晚上西大街

10月2日 中午新城广场、晚上朱雀门、夜里南门外

10月3日 中午沣峪口、夜里东大街

10月4日 傍晚北大街、夜里朱雀大街

10月5日 晚上南二环东段、夜里西大街

……酒精没有从血管里消失过，孤独也是。

已经回到海口了，柳巷面面馆的吆喝声还那么清晰，西大街的灯红酒绿依旧晃眼。

工作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

马不停蹄心急火燎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0分钟，我终于通过了安检。

飞机在南宁过站，我打开手机，有圆圆同学的未接来电提示，于是回过去，告诉他我今晚到家。

电话里，我约他10月1日来我家一起看国庆大典，因为，十年前的国庆那一天，我们就在一起。

一晃十年，恍如隔世，又若隔日。

无论身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依然是能坐在一起的兄弟。

无论心境发生了怎样的更替，我们依然是能想到一起的哥俩。